本人无甚嗜好，惟买书、读书为乐。在为数不多的工资、稿费收入中，每月总要留出一笔购书款，用于购买自己喜爱的书刊。因而，逛书店成为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最为惬意的休闲方式。199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有句名言：“我写作，因为我无法干其它事。”请恕我在此借用大作家的这句语式，以反观自己的不才：“我买书、读书，因为我无法干其它事。”
然而，请勿见笑，我已有多时未能买书了。这个“多时”大约已有了一二年吧；这个“未买”，是仅限于自己想要买的书未能买到的遗憾，而丝毫没有一点否定新时期出版业的繁荣及其出版了那么多好书。（何况，我也因此得以从中受惠）。虽然有识之士对当今出版现状也颇多微词，例如年末一期《文汇读书周报》就有阿昌兄的评述：“二十世纪是出版事业空前发展的一个世纪，难以计数的出版物诞生于这个世纪。然而，真正能传至下一世纪，作为人类文化积累的书籍，所占的比例也并不太多。”更不用说那些“瞬间成了文化垃圾”的书了。还有一位读者来稿激愤地称，“怕带孩子逛书市”，原因是怕充斥于书市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污染了孩子纯洁的心灵。见闻浅陋如我者虽有同感，但还是不敢在门外多嘴。
我买不到自己想买的书，纯属个人偏好，无关出版大局。只是有时想想，这些书似也并不十分冷辟、专业，或高深的纯学术性的在小范围内发行的研究专著，多数还是近期出版物，何以终难买到？究其原因，可能主要还在于发行渠道的不畅。很多书是外地出版社出版的，在上海的书店都较难觅。例如十年前湖南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薄薄的万把字的小说《遗弃》（薛忆?著），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去年广州花城社又重印一版，但在上海仍未见到。它如反映人民大学反右运动过程的鲁丹（陈昌本）著《70个日日夜夜》（光明日报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二流堂纪事》（唐瑜著）、作家出版社的《诗探索诗丛食指卷》、花城出版社的里尔克小说《旗手》、傅瑞姆（新西兰）小说《天鹅》，我在上海的书店均未看到面市。
除了发行渠道，还有个图书市场预测的问题。有些书，即使在上海出版，但可能印数少而读者多，也很难买到。近期就有赵朴初先生在上海（汉语大词典或东方出版中心）出有一本普及性读物《佛教常识答问》，据说一上市就很快脱销，我走遍全市几家主要书店均未买到。还有一本工具书《语海》，可能宣传超前，读者翘首以待几个月至今未见其售。
（上海《新民晚报》 苏应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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